近日，扬州文史研究者谢文逸在闲逛某古董铺子时发现一组残碑，其镌刻的内容与阮氏家族有关。对此，有说法是出自阮氏墓墓道牌坊坊额，若这一推测得到证实，该残碑是近年来阮氏家族墓实物的重要发现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。

阮元墓前的石马和石碑

惊喜

(资料图)

发现与阮元身份相关的残碑

近日，谢文逸在一家古董店无意间发现一组残碑，长60厘米-70厘米，上下边缘完整，石质类似麻石。碑上存有“四代光禄大夫太子少保经筵讲官体仁阁大”共计十八字，疑与阮元有关。

谢文逸告诉记者，残碑分大小两块，大的一块相对比较完整，刻有“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少保体仁阁大”，其中“体仁”二字剩右半边。小的一块上刻有“四代”二字和“大夫”二字右半边。

古董店掌柜告诉谢文逸，这是本地碑刻。“扬州做过‘体仁阁大学士’‘经筵讲官’的一品大员，数阮文达公的可能性最大。”谢文逸认为，这块残碑大概率与阮元家族相关。

记者随后联系到了阮元文化研究所所长王章涛。王章涛先生介绍，清制文职正一品称光禄大夫，阮元于道光十五年三月，补授体仁阁大学士，道光十六年二月奉旨充经筵讲官，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九日致仕归里时，朝廷念及阮元效力五十年，特加恩阮元由“太子少保”晋为“太子太保”。因此，此残碑镌刻的内容符合阮元的身份，并且根据残碑上所书内容判断，所立时间应该在道光十六年到道光十八年之间。

新发现的残碑

推测

疑为阮氏墓道牌坊上的坊额

对于残碑的性质，谢文逸猜测其出自阮氏墓道牌坊的坊额上。“2003年《扬州晚报》的一篇报道中，曾提到过相似的内容。”谢文逸告诉记者。

记者查阅本报发现，在2003年7月7日刊发的《阮元墓惨遭“黑砖厂”蚕食》报道中，当地村民向记者讲述，以前阮元墓地一直有人看守，最后一任守墓人叫任绍增，和阮氏家族有亲戚关系，任绍增于上世纪60年代去世后，就再也无人守护墓园。阮元墓附近曾有一座很漂亮的高大牌坊，共有四根柱子，牌坊上面就写着“光禄大夫太子少保经筵讲官体仁阁大学士阮公墓道”，其内容与古董铺子里的残碑现存内容基本一致。

一位知情人士介绍，约在上世纪70年代，这座牌坊跟柱子都遭到破坏，牌坊碎石被附近村民捡回砌墙盖房，直到多年后从墙上拆下，又几经流转至古董店中。

据《扬州阮氏族谱》记载，阮元及其三代先人都拥有光禄大夫、经筵讲官和大学士的名衔，且均葬于雷塘，可能共享一条墓道，为总墓道设置墓道坊是合理的，这也与残碑“四代”二字吻合。

残碑局部

困惑

更多关于残碑谜题有待解开

为了追溯残碑的相关情况，记者联系了长期从事阮元文化研究的阮元八世孙阮衍喜。他认为，谢文逸的推测结论可以成立，但中间也有疑问。“依所刻头衔，应该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间，不过阮元此时人在京城，没有由头着人修墓立牌坊。而且修墓立牌坊是家族涉孝大事，不可能《雷塘庵主弟子记》或其他诗文不予记载，这是令人困惑的地方。”

为什么阮元在世时即为自己和三代先人建立墓道坊？在取得更高的“太子太保”名衔后，为什么还使用“太子少保”衔刻牌坊坊额？

扬州学者巫晨对阮元也颇有研究，他认为，据此判断墓道牌坊修建的时间只能在清道光十八年之前。“尽管人在京城，但修建事宜并不一定需要本人亲自参与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。”巫晨说。

王章涛表示，该残碑是否出自墓道牌坊，还有待进一步验证，“这块残碑的文字也可能是为他人他事书题刻石后的署名。”王章涛说。

通过查阅大量资料，谢文逸又有了新发现，在清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间发生的一件事，或许可以解释。“据《雷塘庵主弟子记》记载，道光十七年，阮元侧室谢氏棺柩移回雷塘暂厝。”谢文逸猜测，极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修了墓道坊。对于这一猜想，阮衍喜表示“有可能”。

多位专家学者表示，不论是何结果，残碑都是近年来阮氏家族实物的重要发现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，补充了历史文献资料缺失的信息，其中更多的历史谜题也有待后人慢慢去揭开。

如果您曾见过这块碑，或者了解相关情况，请联系本报记者（18005270956），讲述这块残碑的身世之谜。

记者 郭佳佳 文/图